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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相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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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政策首先是要为我们自己服务的,不管是允许洋鬼子在我们这里经商也好,不允许他们经商也好,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没有任何政策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不可能说是短期有好处而长期能够一直维持这个好处的。所以你和英国人谈判的时候,告诉他们,即便是我们短期内强化对上海航运的管制,也是为了照顾外国商人的利益。怎么想和怎么讲,基本都是要反过来的。”韦泽非常认真的对左志丹说道。

    左志丹头一天因为找负责人,积累了一肚子的怒气。不过休息了一晚上之后,他也恢复了正常。听完了韦泽的话,左志丹问道:“都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与英国人来个意向性的谈判喽?”

    韦泽点点头,“对,既然已经签署过条约协议,那我们就按照条约与协议执行就好了。至于战争这种意外的情况,我们只用告诉英国人一件事。我们也在努力结束战争状态。如果英国人表示反对,你就告诉他们,在中国我们说了算。谁想反对我们说了算的现状,我们不仅要打他们,甚至还要杀他们呢!”

    这么强硬的态度其实并不必要,光复都督府里头的干部都经历过战争洗礼,这点骨气还是有的。不过韦泽还是忍不住把底线给拿出来。无原则的让步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行动,有些事情给韦泽留下的印象太过于深刻。

    “那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的贸易?”左志丹问,既然要谈判,总不能告诉对方说你就给我无限制的等。光复都督府从来不主张这样蛮横的做法。

    韦泽不怀好意的笑了几声,“哼哼!等我们的舰队能够接掌那些海域之后,就能这么做了。你甚至可以对英国人说,如果他们想尽快完全恢复通航,就帮我们建造起能够在中国领海压倒一起的舰队。”

    左志丹完全能理解韦泽的言外之意,光复都督府希望能够有强大的海军,用这支海军抵挡来自海上的任何威胁。特别是英国人的威胁。

    会谈到这里也就基本结束了,韦泽正色说道:“左志丹同志,我不是在批评你,所以希望你不要往别的地方想。我现在要讲的是,讨论这个外交问题的时候,我是作为作为光复都督府的都督,还是以负责这件事执行的人,这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而且作为我们要建立的全新的国家制度,封建制度与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制度,更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听完韦泽的话,左志丹认真的说道:“都督,我昨天回去也想了。我现在大概能理解您的意思。各个部门都是为了完成工作而存在的,而不是这个部门就是谁家的一亩三分地。您讲过很多次,例如现在的部队里头就没这个问题,部队的干部是为了打仗而存在的,能打仗就有职务,不能打仗就滚蛋。但是在不是军事部门干事,我们干好干不好也不会死,当然就想懒点。就跟昨天那事一样,我其实是学到东西了,学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当时我就是想懒点,别人能送上门来,那多好啊。”

    左志丹的话让韦泽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韦泽在对待自己生活上的确是个“懒人”,每天工作工作,早就把精力榨干。即便是吃饭,品味美食也是需要精力付出的。所以韦泽对所谓享受毫无兴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精力去管这个。

    每一个朝代的开国那批人为何都会显得生气勃勃,就是因为那批人是经过千锤百炼,凡是懒于工作的人,不是死了,就被活着淘汰了。整个上层好歹还有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的态度在里面。懒于工作在那个时代是种罪孽。这与高尚的理想,高洁的人格其实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开国者们有了这种视懒惰为罪恶的观点,他们才能看着高尚与高洁。

    新国家马上就要建立了,韦泽也不能不考虑国家建立后不可避免的出现的那些破事。此时突然觉得有所收获,韦泽心中感觉大爽。

    连连点头,韦泽欣喜的说道:“左志丹同志,你说的非常好。作为党委书记,在这种工作上的体会还是要和同志们好好说清楚的。风行草偃,我们作为领导阶层,自己就得把勤劳、踏实、肯干的风气建立起来。”

    左志丹连连摆手,“都督,你就别丢我人了。我的工作做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还去宣传我自己?让人笑话么?”

    韦泽摇摇头,“闹笑话?组建总参谋部的时候那笑话闹的多了去了!那时候谁敢说自己能干得好?能不闹笑话,能完成工作量就会被嘉奖。”

    左志丹摇摇头,“都督,那不一样。那时候干不好就会死,不死于阵前,就死于军法。现在外交部的工作又不会直接死人,这种宣传明显不一样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的。”韦泽的确明白了,当部队舍生忘死工作的时候很容易得到全面的肯定。因为对那些说风凉话的人,一句“你觉得人家干的不好,你自己上啊!”就能堵住大多数人的嘴。但是不牵扯以生命为代价的工作,就很难有这样的说服力。看到别人能够得到的嘉奖,出于嫉妒心说些酸溜溜的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韦泽对左志丹说道:“对于作风问题,我会拿出些文章与制度出来。你作为党委书记,也要和同志们多讨论。”

    有了这番谈话之后,韦泽一时莫名兴奋。好多以前不明白的,以前有强烈的感觉却远没能够理清的思路此时豁然开朗。

    韦泽想起了一句曾经触动过他的话,“不要把那些圣人或者伟人的传记教给小孩子,因为这是让那些善良的正常人去学那些不正常的人。”

    好一个“善良的正常人”,那些善良的正常人都服从了天性,或者能称为好逸恶劳吧。而那些不正常的人的确战胜了好逸恶劳的天性。所以他们才能创下那样的功业。

    韦泽并不想用这个理由给剥削制度辩护,制度性的剥削是另外一码事。单纯从人性来说,自古英雄无善类,在喝别人的血之前,他们首先得喝尽自己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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