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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前，某一个晚上，病在台北，与刘午琪说话，小刘这人很有点意思、咱们在说男女的事。
我很寂寞的说：“也有女孩子去留学，那男朋友等她三四年的”
小刘忽然淡然打断我说：“那只不过因为他没有碰到更好的！”这样的爽快，就把一切浪漫否定了。当时我怔住了很久，这么好的话，真正少听见呢，是以一直牢记至今。除却巫山不是云，不过是因为巫山的云最好，若有好过巫山的，那人也就不呻吟了，也就快快乐乐的过了，也就忘了巫山了都是这样的吧！他记得这
一段云，不过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好的。我不能写自己也不相信的故事，是以我的故事都有点乏味，这是一段云的故事。
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宿合静得像配音间，所有的人都出外跳舞唱歌看戏去了，我常常怀疑我是惟一走不开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紧张的人。我连吃一杯茶都比别人紧张，更不用说是做功课了。赶好功课，我还要写稿子，熨衣服，想到做不完的工作，简直要尖叫一声了，吞枪自杀。我站起来，在房间里走动几步，然后洗一个杯子，预备冲咖啡喝。来到了英国之后，我的生命靠无数的咖啡支持着，一杯又一杯，一个一个的星期日下午，有时候也抱着电毡说：“如果没有你，日子怎样过”不过也过了。有一次看读者文摘，那里头说：“你是不是一个太紧张的人？是不是想一个人身任数职？是不是略有空闲便有犯罪的感觉？”我连忙把书扔在一旁，继续我的工作，忙得发疯的时候，往往有种异样的痛快感。我想我已经心理变态了。
我狂喝咖啡，再在我那张木椅子上坐下来。翻开笔记。真是飘零到此，只好认命。荷顿先生说：“做人总不能满足现实。我在剑桥的时候，惟一的愿望是做辩护律师，现在教了书，总还是奇怪，如果没有改行，现在会怎么样？或者在美国维斯康辛州，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等着你，你去不去呢？”我记得我说：“如果他一定在维斯康辛，我自然肯去，只是他在哪里呢？也许在乃济里亚呢？太累了。”
人家读一次书比我读五次好，我的毛病是心不在焉，太紧张了，太多心事要想。我不喜欢胡混胡混的安逸，所以我常常清醒的痛苦着。真的痛苦吗？并不见得，下星期六，约了黑人荷根去打“死过去”球，这种球，我约莫可以支持五分钟，球一出去，反弹过来，不是被它弹死，就是再拍出去，如果接不到，就只好满场逃，抽筋。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我的房门。
我一乐，居然有人来看我了，楼下的广播电台并没有叫“外找”由此可知不过是这宿舍里的人，但是有人说说话，也是好的。想起以前，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都是豪英吹笛到天明”这样的境界，现在不过是些长不大的人，隔壁女孩子大减价买件大衣，她没有，便跑来诉半天苦。
我高声叫“是，请来。红玲？瑞玲？亚伦狄龙？罗拔列福？魅力王子？”我惟一的本事是黄连树下弹琵琶，且不管别人受不受得了。
门轻轻的推开了。
我张望着，我站起来问：“谁？”
门又被推开多一点，一个女子走进来，站在门口，对我笑了一笑。
我连忙说；“你找错了。”我坐下来。
我不认得她，可是也忍不住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多么标致的一个女子，绒线帽、大围巾、一件短短的皮夹克，窄窄碧蓝的牛仔裤、靴子。一张脸是雪白的，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虽然笑着，可是不像笑。
这里并没有这样的人啊。
她问：“你是亦舒？”
我愕然点点头。
“我是找你的，有空吗？”她问。
“找我？请坐。”我诧异的说“我们未曾见过。”
“是，我知道。”她说“有人告诉我你住在这里。”
“什么人？”我稀奇的问“在这里我并不去。什么人？”
“不能告诉你。”她笑一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的。”
我看她一眼。真鬼祟，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有一个故事要告诉你。”她说。
我马上用手托住了头，我说：“我不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有好的故事，说给我听也是枉然，你找错人了。而且我写的故事，看的人不多。”
她坦白的说：“可是只有你在这里，并没有第二个写小说的人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眼睛是澄清的，宝光四射，多么好的一双眼睛！有很多人，相貌倒还过得去，一双眼睛，却浊得像浓痰。
她笑了。一边问：“这就是你的房间？怎么这样乱？”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说出来你不会相信，以前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现在就成了这样了，人是会变的。”
她没有回答，一边替我拉好被褥，把脏衣服都归在一边，把鞋子一双双的放好，把书本搁回架子上去，杯子碟子都洗了。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每个周末来一下敢情好，我就不必做那么多事了。”
她笑着坐下“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我让她吃香蕉，她不要。不要就不要，我自己吃。我问：“你以为我是怎么样的？我是个穷写稿的。”
“你就毕业了吧？”她问。
我吃惊的看着她，由此可知，我的事情，她都知道。
她又笑“你别害怕，都是你自己写在报上的。”
我脸红了，解嘲的说：“没法子呀，这年头赚钱要紧，能够写什么，就写什么”
“可是你还不要写我的故事呢。”
我干笑两声“你说来听听。”
“我会告诉你的。”她说。
我看着她。照以前的脾气，早不高兴了，一个陌生的女子，在我这么忙的时候走进来，批评我的作风为人，噜里噜嗦一大堆，说话这么尖锐。
现在不是在香港。在香港我是不会做错什么了.在香港做人是要小心翼翼、万分警惕的，否则活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到了英国，人就笨，所以在英国碰见刚来自香港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家吃进肚子去了，还黑墨墨的莫名其妙。我看着她，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令人心酸的一种美丽，不是一种快乐的美丽。
“你的故事是什么？”我问。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几本日记，一大叠信。
我马上笑，掩住了嘴，我想：妈呀，多么像某某的小说，真可以写一本砖头书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妙事！再也不象的，太好玩了。
那位小姐一睁眼睛说：“你怎么了？你跟你的小说与杂文一点也不像！看你真有点傻傻的，笑什么？”
我吓了一跳“嗳，你这个人，别这么凶好不好？做你男朋友有什么意思？”我还是不生气，笑吟吟的。“喂，你真是写稿的那个人？”她又问我。“可不就是区区小可在下。”我笑说。“你怎么老笑？一点没正经？我跟你说正经事！”
我收敛了笑容。这女子太紧张了，做人紧张是没好处的，做人紧张是迟早要出事的，我静静的看着她。
她居然向我道歉说：“对不起。”
我居然说：“没关系。”
她低下头“这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最近搬到一层房子去住，房间里有一张书内抽屉锁着拉不开来，我觉得可惜，找个锁匠开了。里面放了这些，我看了便想起你，拿来给你。
我很惊异“不是你的故事？”因她是个美丽的女子，我觉得有点可惜，随即又问：“可是谁把这些东西锁在抽屉里？”
她白了我一眼“当然是它们的主人，是个华人。”“可是他为什么没把它们带走？”我大惊小敝的问。“不知道。他不要它们了。你自己看吧？”“那个人在什么地方？”我问。
她不耐烦的站起来“我怎么知道？”
我愕然看着她。
她说：“真是失望，看到你真是失望，你根本不会写这个故事！’’她拉开门，竟准备走了。
可是她的脚绊了我的皮鞋，那只皮鞋方头大耳，像只潜水艇形状，又够重量，她差点没摔死，我赶紧扶住了她。
她又笑了，说：“你怎么穿这种鞋子？太笨了。”
我据实答：‘‘我不懂穿高跟鞋走路，笨人只好穿笨鞋。”
她忽然很温柔的对我说：“像你这样，马上可以结婚了，做人非得这样，不然结了婚也没幸福。”她停了一停“我走了。”
“喂喂！”我追上去。
可是她已经急急的走了，像一只燕子似的灵巧，我衣冠不整，追不上去。燕子，像一只燕子。
旧时王谢堂前燕。堂前燕，今天可飞到我宿舍来了。
回到房间坐下，便不肯再做正经事，看起那日记本子与信件来。日记写得很好，很简单，信也很好，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信上贴着邮票，写着地址姓名，是封口的，没有寄出的，是第一个读者把它们拆开的。
但是他搬家的时候没有把它们带走。为什么？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是写日记的人。
(无端端被人进门来骂一顿、如果不把这故事写出来，就太划不来了。)
我是一个最最怕寂寞的人。我没有研究过别人怕不怕。但我自己是最怕的，因为怕得厉害的缘故，所以只好默默忍受，我不能到处打锣宣扬我的寂寞，但是往往在宿舍窗前站好几个钟头，或是上床睡觉，梦常常是生活的影子，更加寂寞。
对于人家这么容易找到伴，我是极表妒忌的，是一种纯粹、原始的妒忌，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自己的年龄。我从前也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分手了，做梦常常是见到她的，醒来后一笑置之，我并不再爱她，然而因为静的缘故，入梦的往往是她。
回想那是一次不成熟的恋爱，她也早已子孙满堂了。
在一个圣诞节，我病了。因为伤风，我不肯去看医生，一直服亚斯匹灵。加倍的吃，吃得一二天，过量的原因，胃出了血，半夜起床，吐得一地，心中慌忙，以为吐的是食物，要走出房间，在走廊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真像拍电影一样，淡出：宿舍。淡入：医院病床。
我躺在医院过的新年，护士给了一个手提无线电，我放在耳边听，听到气笛大鸣，是新一年的时候，心里倒有一种出奇的平静。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吧，有些人幸运，有些人不幸运，现在我的境况，跟别人比起来，简直有天渊之别，说不定将来是可以翻案的，将来嘿：在医院里十天，没有探访的人。有小孩子自儿童病房出来，在我床沿排队唱：
“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我们希望你圣诞快乐”
我还微笑，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几时学会这个窍门的在不高兴笑的时候可以笑出来。
我一直躺着，医生为我输了血。我也得数数我的好彩，如果在香港这么来一着，破了产也不够付医院费，只好卖身，现在是英国，落后有落后的好处，医生保证我一毛钱不用付。我就心安理得的躺着，解释了我假期没有地方可去的原委。
我颇为用心考试，然而那远远。那是夏天的事情，现在春天还遥远无期呢。一个冬天就能磨尽人的壮志，这里的冬天是六个月的。虽然如此，我并不想回家，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回家，比打落地狗还要惨。
天天有护士来替我抹身，她们倒是不怕难为情，我装得落落大方，可是她们格格笑，并且说：“一点体毛也没有，像只小羊般。”我又笑了。
总比宿舍好，那些食物，那些人，那些书本。
到过完新年，她来了。她穿着一条牛仔裤，褪色的，一件松松的芝士布衬衫，在腰间打一个结，她并不怕冷，头发短短，是个中国人，那样的头发只有中国人才有，漆黑乌亮，剪得短短，在耳后，可以看到戴着金丝圈的耳环，额上有一圈头发是烫过的。她并不怕冷，也许开了车子来，医院里的暖气又足。
她没有转过头来。她正与一个黑人病人在聊天，说的是英文，发音非常的准，她耐心地安慰他。我知道她是一个义务到医院来探病的人。
到她走到我的床畔，我看着她，她并没有天姿国色，但是皮肤非常白皙，五官很秀气，笑容可掬。你可以看得出她这种笑是诚恳的。
她说：“见到同胞了。”
我向她微微一笑。
“是学生吧？”她问“好好当心身体啊。”
我又点点头。
她问：“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
我摇摇头，为了免她太难堪，我开口说：“谢谢你。”
“不用客气。”她说“我是天天来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谢谢。”我礼貌的说。
她走到另张床去了，她一定是信教的吧？这么博爱，有空在家什么不好做，到医院来工作。我是不喜欢黑人的，觉得他们粗鲁无礼，又噜嗦。我也不喜欢白人，头大，有自大狂，我也不喜欢外国的黄种人，永远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小心翼翼的受着不必要的气，我基本上不喜欢这世界，我改不过来。现在看着这个女子，她是多么开心，这么自得其乐，每个陌生的病人都像她的至亲友好一样，这样勇敢的笑着，对世界的挑战。这精神是什么地方来的？第二天她来了。使我难过的是，她竟自中国餐馆替我买了包子来，并且声明医生批准我吃，我默默的接过了，咬了一口。我胃口并不好，也没有想吃包子，来了这么久，这种享受不是穷学生可以常有的，我心里不过只有功课。忽然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淌下来了，她并没有惊奇，只是一副温婉的表情，仿佛她知道这包子的后果，她令我很生气。我知道她的年纪要比我大一点，可是她也没有资格这么做。
包子吃完了，我擦干了眼泪。
她说道：“你爱看什么小说？明天我带书给你。”
我淡淡的说：“我就要出院了，不用看。”
她歉意的说：“对不起，那么我带点画报来吧。”
我点点头。
她果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画报，五彩缤纷的递给我，她的手指是白皙的，纤长的。我低声说
“你对我太好了，谢谢。”
她笑了，并不说话。
我问：“你贵姓？”
“我姓云。”她说“好像是一个名字，所以朋友都叫我云。”
“云小姐。”我称呼她道“我姓宋，宋家明。
她点点头“你好好的休息吧，别想太多，出了院要保重身体，钱都还是其次的，最要紧的是健康。”
她的好话，像一切好话一样，并没有钻进我的心。
再过一天，我就出院了，我穿回了自己的衣服，站在门口，觉得脚步虚浮，故此等计程车，不再去乘公共汽车。云小姐来了，她开着一部积架房车，我向她微笑。她连忙停了车，走出来。
“家明，你出院了？”她急说“我送你回去，来。”
我因为自尊心的缘故，坚决不肯。
她笑“你别孩子气了，我送你一程、有什么关系？”
我才觉得再挣扎下去就小家子气，上了她的车子。
“哪里？”她问。
“不妨碍你吧？”我也问。
“没有的事。”她笑“这是我的工作。”
我只好说：“勃灵顿街。”
“啊，高塔宿舍，你是理工学院的，”她看我一眼“年纪轻轻，做了硕士了？”
我只是微笑，她倒是很清楚，高塔只有毕业生才可以住。
车子很快的到了目的地，我向她道谢，她一直很温情涸仆气是有这种人的，对世界有无限的热忱希望。
我回了宿舍。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阳光居然很好，朦胧地照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层金色的灰，一本参考书摊开着。我缓缓的躺在床上，医院里一切都有煮过的、消毒葯水的味道，这张床有种亲切的感觉，可是寂寞不变的，我瞪着天花板，每个人照例的出去了，叫我往哪里去呢？自己一个人出去看场电影？到酒吧去喝一杯酒？看见单身的洋女人，带一个到宿舍来么？都没有意思。
我默默的拿了毛巾去浴间淋浴，回房间换了睡衣，强迫自己睡了。
也有同学来敲门，问候一声，就走了，英国人是非常各扫自己门前雪的。我睡在床上，反复思想，觉得人生真止于此，我又不会玩吉他，又不懂打毛衣，所以我没有排解苦闷的方式，我只好发愁。
人是越来越寂寞了，以前活在大家庭里，多么热闹，大伙儿争着败家，明争暗斗，嬉笑怒骂，赌钱抽鸦片嫖戏子娶小老婆，孩子一个个生下来
这是有钱人的日子，钱花光了，一生也完了，不用动脑筋。穷人更不用动脑筋，没有钱想什么？
现在就不一样，现在人太讲究上进。不是开玩笑，在家，羡慕我的人还真不少呢。去年妈妈寄一信来，上面写着：“儿啊，让我套大卫王的一句话：‘如今我的指望在乎谁？我的指望在乎你。’”我看了倒没有心如刀割，只是发了一阵子呆。
呀，我愿意照顾她，可是我没有能力。我怎样能够改变他们的观感呢？
留学好比一个黑社会，没有尝过滋味的人是不会知道内幕的，到过外国的人又有一种默契，心照不宣，也不多语，是以年年有人继续上当。想想真是可怖可笑。现在我因还没脱离苦海，是以只有可怖的感觉。
我仿佛是睡着了。梦中又见到了以前的女朋友。那年她只有十八岁，雪亮的眼睛，贝壳一般的牙齿。我约了她在大会堂等，她是一个守时的女孩子，常常比我早几分钟，她穿一件米色扣布的短裙子，高跟鞋，转过头来一个微笑，我迎上去招呼她。
天星码头的碧海蓝天，如真的一般，我迎上去叫她的名字，然后我便醒了。
我躺在床上，天色已经黑了。应该是五点钟左右，不早了，也该到饭堂去吃饭。
我在换衣服的时候，决定回家后约她出来跳舞。她一直喜欢跳舞。我可以很礼貌的请她出来，跟她说明原委。可以不理她有多少个孩子。
饭堂的饭仍然一样味道，我默默的吃着。隔壁班的玲达见了我，跑来坐在我对面。英国女子什么都好，就是样子贱不好。连茱莉姬斯蒂都有高级应召女的味道。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她说：“你到哪里去了？好几天不见你，躲起来了？跟女朋友躲在房间里。你连学校都没有去，为什么？一向你是最用功的。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告诉你，别担心，什么大事，找个女孩子喝杯酒聊聊天就没事了。我陪你好不好？晤？说好”我没有回答，吃完了饭，我说：“我病了几天”然后就走开了。
我知道她怎么想。我不能管她怎么想。老天，我做人不是做给她们看的，我寂寞，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我风流，我也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我不能展览我自己，我的心，我的肺，我在床上做什么，我在厕所做什么，我与他们无关。
我开了无线电。我只有一只小小的无线电，还是最近买的，贵得很。后面刻着：台湾制造。以前有一只录音机，可以唱时代曲录音带“心上人，你为何好像水中月天边星？”可是住在外边，被毛贼偷走了。还是女朋友多年前送的，因此气得不得了，可是气管气，人还是不肯回家。气的事多呢。
像财政部长丹尼斯希里，这混球因左翼分子攻击他削减多项幅利，居然对记者说：“他们想昏了那小小的中国头。”什么意思？我最怕人家中国长中国短的，可怕之至了。可是还受着气。
音乐是不错的。
有时候伏在案上做四五个小时，台灯照得脸色发红，背脊多么酸疼，但是功课不能停止，推到明天。
明天又何尝没有明天的功课，逼死命似的天天赶，对于人家房间里日日夜夜大被共眠，进行国际友好行动，春光四溢，我还是妒忌得心痛。我的日子是痛苦与妒忌的组合，找死。
明天又该早起床了。
去上学。
穿着熟悉的牛仔裤、大衣、帽子、手套去上学，对着那些熟烂了同学的面孔，他们恨我正如我恨他们。衣服穿了六个月的冬季，同学对了五年整，终有一日大家会呕吐起来。
我不大等待明天。
有一个女孩子写了段专栏，其中两句名句我是永远记得的“日出并没有带来希望。日落并没有带来失望。”唉，写得真是好。
有空的时候，我便写日记。
写日记与写信都是最最寂寞的举止。
看电视也是。
做功课的时候常常长叹一声，即使是莱歌惠珠站在门口，我也没有工夫招呼她。但是我多么愿意牺牲功课来陪一个好看的女孩子。
同学们说：“啊，你终于病了，做得太多了。”
说的很是，做得太多了？没有，没有太多，做得太少了，上学放学，走一条弯曲曲的路，到了课室，拿出笔记，一二三开始抄。手像是自动的，跟着流丽的字移动。常常做梦，在考试上把所有的卷子答成中文。
这样子又过了一个星期。
一日放学，到了宿舍，便有人在外找，我下楼一看，是一个女子，我十分惊异，看仔细了，却叫不出名字来，我并没有忘记她的姓名，但是不好意思叫出来。
她笑着迎上来“我姓云，记得吗？”
“云小姐，”我不好意思“你怎么来了？”
“来看你呀，你痊愈了吗？”她轻快的说。
我签了名把她请上楼去。她买了水果来看我。
她的热诚是出乎真心的，因此非常大方，她穿了衬衫与呢裙子，头发还是短短，眼睛闪闪生光，她使我有种踏实的感觉，与她在一起，很平安。
她坐了二十分钟，她说：“我们每周有一个聚会、都是年轻人，多数是海外学生，在我家举行，你如果有空，请来看看。”
我心想，如果我去了，成了他们的一份子，就不稀奇了，她对每个人都这么好。
“你是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吗？”我问。
“不不，我是无业游民，整天与小朋友们说说笑笑，就完了一天。我们每周来见一次面：做功课唱歌看电影，很自由的，如果喜欢群居生活，再好也没有了，如果比较爱静，也可以躲在一角看书，没有人会騒扰你。”
我笑“那么你是沙龙女主人了。”
她摇头“怎么敢？学生在外国很静。我以前也有过这种经验，大家能够在一起，当然比较有照应。”
我唯唯诺诺，然后她告辞了。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年纪不小了，长得很好看，又不是人家的太太，手头很阔，心地很善，人又热心，没有工作。她是干什么的？身分特殊。
我拿起她的卡片看了看，地址是一个高贵的住宅区。
也许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她。但是我不要周末去，我或者会在星期三的下午去探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