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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日本回台中后，跟惟谦提出了想搬回台北住的想法。
我祖父在美国电气公司退休时是上世纪八十年初，他来到经济起飞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购置房产，当时台北大安区的房价对他来说也不过如此，买完后他就把房子丢给家族信托的人处理。
所谓家族信托，就我这种对经商或是银行保险业毫无了解的金融小白来说，不过是一种保险。
除非全家人都无后断代，否则像我们这样经久不衰的家族，有足够雄厚的实力让家族资本源远流长下去。
我不需要去了解细节，我只要会选择就好。
大安区的平层公寓因为前两年我嫁到台湾后，就不再和原本的租客续约，重新装修后信托经纪通知过我，随时可以入住。
我知道惟谦喜欢台中，甚至差点在台中一中念书，因为那原是他外祖家创办的学校。
我以为我想分居的意思已经摆在明面上了，顾惟谦却难得对我提了反对意见。
“故宫的展览一季一换，台中歌剧院的演出单却是常换常新，”见我要反驳，顾惟谦也凶狠了一回，“你别说什么台北演出和展览更多，livehouse你去吗？现代艺术你很喜欢吗？画廊给的邀请函你每一间都看得上吗？无菜单料理吃来吃去也就那几家，有格调的咖啡厅很多但你觉得有比家里更好的咖啡机和咖啡豆吗？半地下室的旧书店，你去过一次就咳嗽了半个月。还有，台中既然那么无聊，为什么那家号称是贵妇超市其实也不过如此的裕毛屋，你每星期五晚上都去？是为了买东西吗？是为了偶遇你最喜欢的那位国文老师对吧？”
听他难得讲这么多话，句句都中肯在理，且对我剖析到位，我都反驳不了，只好撇了下嘴，小声道：“小青老师的女儿得了忧郁症，她提前退休来陪女儿念大学，头发花白了一半，我只是想确认她过得好不好。”
“那么关心别人，怎么不见你……”顾惟谦埋怨的话止在途中，他可能是觉得吵架太没风度，立马接了句抱歉，说自己没做好情绪管理。
其实他也没有对我大小声，冷暴力的事也很少做，他顶多就是不爱我，很少有主动想听我说话的时刻。
因为通常不用他讲话，我就会啰里吧嗦对他说一箩筐的话，今天去哪儿了，中饭吃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很多时候我说着说着，他就睡着了。我帮他拿掉助听器，他也不会醒来。
然后我就会小声告诉他，其实我路过他公司的时候，会有点想进去看看他。就是很好奇他工作时的样貌，和平常餐桌上的他，打网球的他，都不太一样吧。
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
顾惟谦从纽约回来后，喝得酩酊大醉的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他已经出门了。我从书房打印完结婚时家族律师就帮我拟订好的其中一版离婚协议，签字画押，留在了书桌上。
这个家里我的东西没有太多，除了衣服珠宝，就是几幅画，摇表器里的手表都是惟谦送的，我一次也没戴过，我不喜欢买包，画作要请专业保全公司搬运，所以行李箱只用了一个，就装完了。
摘下婚戒的时候，我难免会想起昨晚他脱在枕头上的戒指，早上醒来时戒指已经不见了，他可能又重新戴上了。
但是我的这枚，大概是不会再戴上了。
机票买的是下午六点半的，顾惟谦回家的时候，我大概就在机舱里了。
收拾完东西也不过下午一点半，我自己坐高铁，把行李搬回了祖父留给我的在大安区的房子里。除了我自己，我什么也没从台湾带走。连婆婆送我的天价发饰，都有记得留在了台中家门口的玄关上。
最后一站，是我和顾惟谦办婚礼的酒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执意要去看一眼那个宴会厅的地毯。地毯颜色又换回了紫珊瑚色，经理跟我解释说，湖蓝洒金色跟今晚即将举办的婚宴内装不太搭，客人要求换回原本的颜色。
我不爱计较，无所谓的笑笑，“那时说送你们，就是真的任你们取决，不必担心。”
说完我就走了，廊道上一路鲜花绚烂，我想起了我结婚时Claire送我的上万朵厄瓜多尔玫瑰，花瓣像丝绒一样柔软又坚实地附着在花萼上，那时我以为我和顾惟谦的姻缘也会这样梦幻。
正胡乱想着，迎面遇上来彩排的新郎新娘，笑着对他们道了声恭喜。
百年好合这种鬼话我是说不出口了，自己结过婚，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不容易、不可得。
其实湖蓝洒金色，也没什么特殊的含义。
十四岁那年，顾惟谦挖开堆在我身上层层迭迭的厚雪，湖蓝色，是他的滑雪服的颜色，随着他的手臂一遍又一遍的挥动着。金色的夕阳洒在他身上，显得特别好看。
雪白的婚纱拖尾，扫过寸寸湖蓝洒金色的地毯，我以为属于我的浪漫，会像我的裙摆一样依偎着那块大地般宽厚温暖的地毯。
我是千堆雪，他是湖心灯。
夜航一渡到桥头，天一亮，雪融灯熄，像世间万物般归于沉寂。
终究是好景不长。